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王朝，商朝的甲骨文记录中却始终未见以\"夏\"为名的政权记载，这一现象长期以来被视为夏朝历史考证中的关键难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西方学者甚至以此作为否定夏朝真实存在的依据。那么，这种观点是否具有学术价值？让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探讨。
《论语》中有一段极具启发性的对话：子张向孔子请教\"十世可知也？\"的问题，孔子回答：\"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\"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，商周两代在取代前朝后，都对前朝的礼制有所继承和改良。这种文化传承关系正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重要佐证。既然商周继承了夏商的礼制传统，那么夏商时期对\"夏\"的称谓方式很可能也被后世沿袭下来。因此，要解开甲骨文中\"夏\"字缺失之谜，我们应当从商周文化中寻找线索，特别是商周两代对\"商\"的称谓方式，可能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。
要探究夏人如何自称\"夏\"，我们可以先考察商人如何称呼\"商\"。根据甲骨文记载，商朝对其国号的表述主要有四种形式：\"商\"、\"中商\"、\"大邑商\"和\"天邑商\"。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，虽然\"商\"原本是地名，但在商朝建立后，这个字逐渐获得了\"中央\"的象征意义。例如，《屯南》1126号记载：\"丁丑贞：以方？东方？北方？西方？南方？商？\"《合集》36975号也记载：\"己巳王卜，贞：（今）岁商受（年）？王占曰：'吉。'东土受年？南土受年？西土受年？北土受年？\"这些记载表明，\"商\"在当时被视为商都或王廷所在的\"天地之中\"。至于\"中商\"这一称谓，可能反映了商王在政局动荡时期强调其居中统治、四方臣服的政治诉求；\"大邑商\"则专指商朝末期的王都地区，可能是都城扩建后的新称谓；而\"天邑商\"则与政教中心相关，东汉郑玄曾解释\"言天邑商者，亦本天之所建\"，意指这是商朝王廷与行政机构所在地。由此我们不禁思考：夏朝的\"夏\"是否也像\"商\"一样，代表着夏朝统治四方、位居中央的政治理念，即形成\"东南西北夏\"的天下观？
展开剩余58%更值得深思的是，按照中国传统，秦国之\"秦\"源于秦地，周朝之\"周\"源于周地，商朝之\"商\"源于商地，那么夏朝之\"夏\"是否也源于某个特定的\"夏地\"？然而史书中并未记载大禹受封于\"夏地\"的说法，这就引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：\"夏\"这个称谓是否真是夏朝的自称国号？
周朝对商朝国号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，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间推移，也体现了实力对比的转变，最终导致商朝国号被改称为\"殷\"。甲骨文明确记载商人自称\"商\"，但武王克商后，周人对商朝的称呼开始发生变化。克商初期，周人仍主要使用\"商\"的称谓，如何尊铭文记载\"唯武王既克大邑商\"。但此时已出现新变化，开始用\"衣\"来指代\"商\"。据天亡簋铭文记载，武王灭商后第十二天在嵩山举行祭天大典时，就使用了\"丕克乞衣王祀\"的说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甲骨文中的\"衣\"字有代表商朝王廷所在地名的含义。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：商人在指代夏朝时，是否也会采用夏朝王权所在地的地名？甚至可能直接用商人对夏朝王权所在地的称呼来指代夏朝，比如甲骨文中用\"西邑\"来指代夏朝王都？
到了康王晚年，随着周朝统治日益稳固、国力不断增强，对商朝的称谓发生了重大转变，开始普遍使用\"殷\"来称呼商朝。从康王时期开始，西周文献中几乎都用\"殷\"来指代商朝，这一习惯影响至今，比如我们将安阳商朝遗址称为\"殷墟\"。周人用\"殷\"来称呼商朝，显然不是褒扬，而是带有贬低意味。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：不论\"殷\"字本义如何，可以确定的是周人确实篡改了商朝的称号，那么商人是否也可能对夏朝的称号进行了类似的篡改？
综合以上对商周两代称谓演变的分析，甲骨文中没有出现\"夏\"政权记载其实是相当正常的现象，绝不能以此作为质疑夏朝存在的证据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殷墟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殷之后的记录，距离夏朝灭亡已有300多年，我们无从得知商朝中前期如何称呼夏朝。因此，以甲骨文中没有\"夏\"的记载来否定夏朝的存在，这种论证方式实在有失严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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